北京医务人员相关制度落地

设置安检不会降低救治效率

针对有网友提出，设置安检会导致救治效率不高的问题，李惠娟告诉《医师报》记者，安检与救治并不冲突，如遇突发紧急状况，可有绿色通道。救人为先、生命优先，人道主义至上，先救人后表明身份在实践中是完全没有障碍的，不会因此而耽误患者生命安全。配合越好效率越高，不遵守规则、拒不配合者就会丧失相应的社会权利，宪法和法律对每一个公民都是公平的。

当然，并不是说有了安检就能杜绝伤医事件，任何法律都不能杜绝犯罪，但是能将犯罪几率降到最小。如2016年在杭州召开20国集团峰会(G20峰会)期间，一天检查出30多个管制刀具，防范于未然，可行性、实操性、科学性是这一政策出台的根本。风险最小化，获益安全最大化。

医院安检，利大于弊

一系列的暴力伤医事件，给整个医疗行业的从业者带来了巨大的不良心理刺激，此政策的出台，从业内到业外，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肯定与支持。

事实上，十年前就有人提出在医院设立安检的主张，李惠娟说：“如果现在是十年前，我肯定第一时间站出来反对，人力物力财力都不能得到保障，脱离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弊大于利。但是十年后的今天，这一政策的提出，我从不赞同或者说是反对，到第一时间举双手赞成，因为当下社会发展有了可行的物质基础。”

“任何一个政策的出台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法律法规作为一种边界线约束，是用来限制违规行为的。对于边界以外的人而言，多少会带来不便。这是一般规律，也是法律法规的特征，但从总体利益来权衡，利于医者，就是利于广大患者。”“一位眼科医生失去一只手臂，那么可能就会有十个孩子失去光明，医患关系是彼此相依唇亡齿寒的，呼吁全体社会成员来接纳、理解、消化这个所谓的‘弊’，将社会危险降到最低，从中获‘利’。”李惠娟说。

邓利强表示，呼吁多年的医疗机构安检得到落地，这意味着政府对医务人员安全保障的决心，也意味着医师的执业环境安全得到充分的保障——安检措施能有效地将醉酒人员、失信人员拒之门外。

“多少血淋淋的事件，让我们不得不正视暴力伤医这一现状，为了避免医患关系冷漠化，采取相应的措施，形成一个良性的闭环，才有可能让患者感受到医者的温暖、医患关系的融洽。有人说，安检是医患关系的撕裂，不安检就是医患关系的融洽，这是掩耳盗铃。安检并不意味着把每一个患者都当坏人，而是要将坏人通过安检给筛查出来。每个人存在于这个社会，都是先被否定，再被肯定的，例如很多场合下我们被要求出示身份证件证实自己身份，并不是说这就认为你是坏人，其他场所如地铁、飞机等都是需要安检的，因此医院安检也是需要常态化的。”李惠娟意味深长地说道。

全国推广有难度

北京杨文医生遇害后，各地医院开始探索医院安检的管理办法。1月6日，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设立安检通道，当天就检出各类刀具10多把，其中包括1把管制刀具。这在当时引发全社会一片哗然。

医院安检可否在全国推广,也有不同声音。邓利强指出：“在全国推广有一定难度。首先，地方政府要下大的决心;其次，医院要有财力;再次，政策的施行是建立在医患关系相对和谐的基础上的。”

“有人说医院安检是治标的办法，但在医患关系未完全和谐的前提下，治标也是需要的。希望随着社会的发展，医师执业安全保障的话题退出视野，但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努力，也希望各级各地政府都意识到保障医护人员人身安全的重要性，采取多种综合措施来保障。”邓利强说。

李惠娟则乐观地表示：“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而广之、循序渐进的实施，北京可行，相信外地也是可行的。现如今地级医院已具备实施的物质基础，经济条件较好的中东部可以尽快完成，西部不发达地区可以陆续落实。呼吁相关部门采取相应举措、慈善机构贡献出一份力，通过多方筹措，实现医院安检在全国范围的推行。”

安检常态化：牺牲最小，收益最多

《规定》的实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如何让群众更好地接受?邓利强认为，第一，患者到医院就诊会多一道环节，经过安检再预约挂号;第二，医院设立安检要有投入，需要一定的财力、物力;第三，由于医疗机构的人员进出量较大，能把安检执行到位并坚持下去是重点也是难点。“每当发生伤医事件，群情激愤，这就是医院安检措施需要常态化的原因，全社会都应该逐渐形成一种理念、转变就医方式。”邓利强说。

“以此次疫情为例，不管政府组织多么有力，如果缺少民众的配合，是无法达到效果的，戴口罩、各种方式的测温，都在全民一一配合下落实。正因为如此，疫情才得到有效控制，这一成果就来自于我们克服了过去的不习惯。”《规定》的出台，使得医护人员能没有后顾之忧地全心全意为患者提供照护，营造这样的环境就如同全民团结一致抗疫，都是依存于规则基础上的。“牺牲某些个人的‘不便 ’获取整个医疗界和谐、安全的最大化。牺牲最小，收益最多。”李惠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