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的由来？

普通话是以北方话（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标准汉语。普通话作为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外国人学习中文的首选语言。

1909年清政府将北京官话命名为国语；民国时多次制定标准，1918年北洋政府公布了第一套国家认可的国音注音字母，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基于现代中国北方官话的白话文语法和北京话语音制定语音，1932年经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国音常用字汇》后，确定国语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3年以北京官话语音（区别于北京胡同话）为基础音，加以部分修正（主要是吸收滦平话的特点如直接、清晰、明确）。以滦平话为主要标准——滦平话是北京官话的推行区、记录区，小小区别于北京胡同话。

“古幽燕话”就是今日我们使用的普通话之最老的祖宗，即国语的“婴儿期”，注意一下我这里指的“古幽燕”是至少能上溯到先秦时代，因此，“古幽燕话”作为普通话的前身，是不能等同今天也不会有太亲密的关系的。

为啥呢？

很简单，因为年代太久远了，变化太大了，所以“古幽燕话”更多的是指地区，并不是指幽燕地区的某一个时代的某一种语言／方言。

但是，肯定会有人问我，如果不是指语言本身，那为何又说它是普通话的老祖宗？

答：因为这片地方的语言发展脉络几千年来都很相似，你可以理解为它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所以“古幽燕话”与今日的普通话都有着同样的成型原因。

也所以，它可以自成一个体系，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好，不饶舌了，进入主题。

“幽燕”者：古东北&华北也——《周礼·职方》载，“东北曰幽州”。其范围大致包括今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

也含北京在内，近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乡童家林、黄土坡村一带发现了一处规模相当大的商周遗址。包括建于商末延续至西周的城址，一些学者认为这就是商末时期古燕国都城的遗址。

确认了北京也在内就可以进入下一个环节了。

幽燕：向乃汉胡杂处之地。

这一点不需要质疑，因为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以及我们的正史传世文献都是这样记载着的，可互相印证。如甲骨文中的“鬼方”、“土方”等游牧民族，就是在幽燕地。

进入西周后，众所周知，到了战国时期，北方出现两大强国，分别是赵国与燕国。

这两国都是史上最早修建长城的国家，为啥要修了？

答：因为经常跟匈奴打“交道”嘛。

所以，我才说幽燕地向来就是汉胡杂处的地方，并不是后世才造成的，很多人只记住了五胡乱华、元蒙、满清时代华北的“沦陷”，却忽略了在这之前的历史史实。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赵国的疆域有一半不属于幽燕地区（赵国的东部，即河北西部和南部也属幽燕），但是其西部——山西北部和中部其实与幽燕地是一样的，也是汉胡杂处的地方。

因此，燕赵两国的文化与语言，都很容易能推测、联想到有“汉胡混合”的元素——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是经典例子，事实上，赵、燕两国的居民确实有胡人。

今天，很多人把普通话／北京话贬斥为“胡语”。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一个常识，请听题：

1、假如普通话是胡语，那么为何蒙古人说蒙语？

2、假如普通话是胡语，那么为何满人要说满语？

很明显，把普通话直接等同于“胡语”是不严谨、且片面的。

但是，我们承认，普通话里确实有“胡化”的元素。例如古汉语中一直存在的“入声”、清浊音、尖团音等发声技巧今日已经完全不存在于普通话中。至于声调，无论是上古汉语，还是唐宋的中古汉语，声调都多太多太多了，今日广州人使用的粤语之“9声6调”已经足够让普通话望尘莫及。

但是，正如我前文所强调的，古东北、华北，甚至包括部分西北地区本来就是汉胡杂处之地一样（整个中华民族的几千年历史里，汉人的生存威胁与国家威胁一直都是来自游牧民族，而游牧民族就是一直居住在华北与西北）。

既然如此，那么今天的一些朋友说“元清蒙满毁我中华正音”，这样的观点便只能是错的。

因为，华北、西北的语言一直都在“混合融合”中，远远早于元蒙之前。

西汉扬雄的《方言》一书，是历史上第一本成系统地记载与研究中国地方方言的书籍，比《说文解字》还早一百多年，因此，对于古代方言研究，它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高的。书本全名叫《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輶（ｙóｕ犹）轩使者，就是指古代使臣及乘坐的轻便的车子，在汉末应劭的《风俗通义•序》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采异代方言。”

即指：周秦时代，每年八月在五谷入仓之时，就由最高统治者派遣一些使者坐乘轻便的车子，到各地采集诗歌、童谣和异语方言等，并以这些材料考查风俗民情，供执政者参考。

所以，由此书的名字我们也可知，扬雄所编撰的方言不仅是来自官方的收集，也是历史非常悠久的。

《方言》一书中把“幽燕话”分为两大类，一是“北燕方言”、另一个是“朝鲜冽水方言”（注，冽水即今日朝鲜大同江）。

这其中，“北燕话”为战国燕将秦开击退东胡后，扩张的土地上产生的，与中原官话（周朝雅言）有何不同呢？

扬雄说：“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或日京，或日将”、"秦晋之北鄙，燕之北郊，翟县之郊，谓贼为虔”、"赵魏之郊燕之北鄙凡大人谓之丰人、"梁宋齐楚北燕之间或谓之棺、或谓之阜"。

而“朝鲜冽水话”呢？

朝鲜当时地处比北燕更偏远的地方，因此，这“冽水话”就与中原官话相差更远。如"燕之外鄙，朝鲜洌水之间，少儿泣而不止日嗄”、"燕之北鄙朝鲜洌水之间谓之策”、"燕之北郊朝鲜洌水之间日卅输”、“北燕朝鲜洌水之间日斟”、"北燕朝鲜洌水之间或谓之镇”、"燕之外郊朝鲜洌水之间日掬"、"燕之外郊朝鲜洌水之间凡言直立者谓之树植”、"北燕朝鲜洌水之 间谓伏鸡日抱”、"北燕朝鲜洌水之间谓之蟑蜍”等等。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古幽燕话与中原官话有不小的不同。但是，由于《方言》是以汉语而成书的，我们也知道先秦时代的幽燕地区之统治者及主要居民是华夏族，而以匈奴为首的东北游牧民族又没有发明文字，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古幽燕话一定是以汉语为主。

至于到底有什么音韵、语调如何？这就不可考了，因为汉代还没有韵书，也没有发明“切音”，所以，古幽燕话的发音只能永远都是一个迷。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客观地判断，它一定会有胡语元素——不可能说你华夏族与胡人杂处一起，而完全不受对方影响的。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得知以及肯定：古幽燕话就是一门久远的汉语方言，但有一些胡语元素。

再强调：是汉语方言！不是胡语方言！

但是，这又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因为笔者前面说了古幽燕话是普通话的老祖宗，那么它一直流传下来，理应还是汉语方言对不对？所以其胡语元素应该也不是很大对不对？

这个理解只能说对了一半，影响有多大？迄无定论，但是对比唐宋之前，胡语的影响确实大了不少。

我们都听过唐代司空图的“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 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河湟有感》。

“河湟”地区即今日青海西宁一带，是黄河的重要支流，由司空图的诗句中，不难看出他对河湟地区的汉人被“胡化”的现状感到愤懑与失望。

诗中不避忌重字，连用两个“汉”字，明显就是为了突出“汉”为重点。

因为那时候的湟水以西与陇右之地确实全面沦陷于吐蕃的铁蹄之下，原来的汉人居民已经开始被胡化，而且胡化程度不低。

但是，真正造成北方的大规模胡化的，却不是晚唐的衰落。

　　而是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超大大大大大事件——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

改变有多大？稍微想想都知道，两宋三百余年，燕云十六州都处于辽国、金国之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

然而，纵然如此，笔者仍要说，无论如何变换，幽燕话依然是汉语方言，不是胡语方言——很简单，因为是他们学我们，是胡人学汉人，是胡化转汉化，是胡语转汉语，不是反过来——这点绝对绝对绝对不能混淆颠倒！

所以，普通话近代的原型——元帝国大都（北京）话，使用的是中文，说的也是中文——这很重要很重要！

为什么我要指出及强调蒙古人与满人的母语，这下总算明白了吧？

说回“大都话”，从元代韵书《中原正韵》可以看出，元代的官话已经失去了入声，这表明元代的大都话以及北方官话与今天的北方官话可能已经非常接近。

事实上，我们用普通话读《元曲》，比用普通话读《唐诗宋词》确实要好很多。如果你足够细心，你还会发现元曲用到的汉字数量都不如唐诗宋词，而且元曲之字词要俗气很多——这就是因为唐诗宋词那些字词大都话读不来，没有那个韵律了。

明代元后，由于朱元璋为恢复“中华正音”作出了相当的努力，明朝官方韵书《洪武正韵》在他亲自主持下一共修撰过三次，直到他驾崩前都还不满意，原因就是因为他始终无法恢复。

其实，又何止他恢复不了？

早在隋朝时的《切韵》，作者陆法言就在《序》里坦白写道：“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这几点充分的说明《洪武正韵》已经无法做到恢复“中华正音”。

同时，又因为朱元璋修撰《洪武正韵》是以《切韵》为上限，也就是说朱重八同志要恢复的可不是只到唐宋而已，而是要恢复真正的“大汉正音”！！！

因为《切韵》的创造基础是来自南北朝时期沈约的《四声谱》和吕静的《韵集》等韵书，晋音本承自汉音，但可惜的是经历了五胡乱华，所谓“汉音”也早就失传了，因此，后世多批判沈约编的《四声谱》为吴音实不假。

也所以，实际上朱元璋固执的“复古”其实又是回到了陆法言的老路——因为陆法言说了嘛~《切韵》本身就已经不“正宗”了呀。

如此一来，《洪武正韵》便又大量借鉴北宋的《广韵》《礼部韵略》（实为同一本书，只是繁简不同）。

最终，《洪武正韵》弄成了一个“综合韵”：即“南北朝金陵雅言”+“两宋‘江左之音’”的至少三个朝代的官话糅合而成的语言。

问：哪三个啊？

一隋唐（《切韵》）；

二北宋（《广韵》）；

三南宋的“江左之音”，这是宋室南迁后，北方官话与江淮吴语结合的一门新生语言。

所以，说上古汉语是北音为主，而中古汉语则由南音主导了主要韵律，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一切都因为政权与人群的南移而变化）。

《洪武正韵》最终缔造了今天的“老南京话”之前身，也就是明朝的官话（今天南京的一些老人还会说，与“新南京话”差别比较大）。

所以说吧~《洪武正韵》基本上算上成功恢复了“中华正音”，而“老南京话”作为官话也一直延续到清初。

只是很可惜的是，它主要只流传在官方层面，民间的推动并不理想，洪武朝后再未见官方的相关有力举措。

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改不了——北方人早就习惯了一定程度被胡化的汉语，南方人又一贯不受“王化”，到两宋时，南方的各种方言都独立发展了2000多年甚至更久，且南方的文化与语言都未遭遇过胡族的大量冲击。

所以，无论南北，朱元璋都普及不了，只有京城一带勉强做到了。

注：从上述也可以看出，我在过往的相关文章中一再提醒今天的南方方言族群的使用者们，今天没有任何一门南方方言会是古汉语，理由很简单，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在南方大规模推动过官话，而最早的“衣冠南渡”，即晋室东渡时，从秦汉算起，南方方言已经独立发展了500多年，晋人带来的官话只会与南方方言“融合”，而不可能会“覆盖”。所以，南方的各种“我古汉语者”不要再扯那些自以为是的观点了，实在要说，也只有临安（杭州）这种官话普及率最广的都城或陪都才有资格）。

总而言之，南北各音无改，就导致了清代明后，入主北京的满人竟然会说汉语！各种史籍都清晰地反映了，早至皇太极时期，满人已会汉语了。

为什么会这样了？？？

明亡前，满人不曾进入过长城以南生活，他们去哪学的汉语？？？

答：只能是北方的汉语方言（华北、东北）呗~！

1、与“古幽燕地”对上了——地区一致！

2、与元大都话也对上了——不仅地区一致，通过元代的《中原正音》中可以看出及可以肯定，满人说的就是大都话无疑！

那么就同时不难想象到，既然是汉语方言，那满人会说，汉人就更会说，因为它是用汉字来呈现的，不是胡文。

也因此，清朝的京城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北京的城郭（外城）人说“老南京话”，而内城的满人则说北方官话。

北京的“老南京话”显然就是朱棣迁都从南京带过来的，城郭的“老南京话”之居民乃前明的遗臣遗民之遗属，是被强制迁出来的。

而满人说的北方汉语方言，则是从东北带过来的，他们霸占了明紫禁城。

随着时间的推进，由于满人是统治阶级，那么，“老南京话”与满人的“北京话”又发生了融合，变成了近代的“老北京话”，现在的胡同里，还有不少老头子老太太会说—— 一听便知，韵律与声调要比“新北京话”好一些。

想不到吧？？？“老北京话”竟然有明朝官话的遗存？？？

所以我说，语言变化是十分复杂的，不要搞一概而论。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雍正朝，1728年他亲自下诏要求全国必须设立“正音书馆”，在全国范围开始推行他们说的北京话。特别谕令福建、广东两省推行（可见这两省确实是“坚守”到了最后）。并规定“举人生员巩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读书人若听不懂官话，不会说官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看起来好像是雍正要汉人全面“胡化”是吧？

但其实恰恰相反，“正音书馆”的设立其实是标志着满清王朝的全面汉化——自己的母语都放弃了，能不是汉化的象征吗？

讲道理嘛，清时的北京话虽然已经被胡化，但它还是汉语嘛。不学会汉语，就无法学习汉文化。

同样的道理，在元清之前，从辽国、金国的官方史书中的汉字与皇室成员精通汉语这一点，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出：元朝时北方流行的元大都话，就是来自于辽、金两朝遗留下来的北方官话，也同样是汉化的结果。

说到这里，普通话的来龙去脉全解读，基本上说清楚了！

毋庸置疑，今日我们说的“普通话”至少在辽金时期就已经开始成型并且普及了整个北方，也就是说辽时期的北方话就是今日北京话的最直接的1.0版。

为什么不是来自于后来的元大都话了？

你知道，蒙古统治者没有像辽、金、清那样热衷学习汉语，不要拿个别例子来说事，如元世祖忽必烈、元英宗、元文宗、元仁宗的几首汉诗词来以偏概全。

终元一朝，官方规定，所有正式场合及公文只许用蒙文蒙语，不准用汉字汉语。

元朝的科举也是迟至元仁宗时才终于重启，而十六次科举录取的人数也为历朝历代最低。

更加要知道的是，不要忘记元英宗这位元朝最“蒙皮汉心”的全汉化皇帝就是因大力推动汉化而被蒙古王族的保守势力诛杀的。

所以，终元一朝根本没有出现过有效的汉化。

读书人都不能自由使用汉语，那么怎么可能带动民间？

那么大都话”当然只能是来源于辽、金时期的北方官话。

所以说，北方官话的“胡化”就是真的“融合”的结果，不是被人硬逼成后来那样的。别说宋燕云十六州时起，就是更早的唐晚、五胡乱华，北方官话早就开始“融合”了——不可逆转！

到这里，笔者终于可以“结案陈词”了——毫无疑问：普通话的衍生，与“古幽燕话”的产生原因具有同样的特征与脉络。皆因华北地区历来就有“混合”的传统，这是由地理位置决定的，是由一代又一代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带来的文化碰撞所决定的。

侵略与被侵略也罢，侵略后被反征服也罢，总而言之，它就是历史发展的过程——没有永久的领土，也没有永久的单一民族。

　　但是，却有永远的胜利者，那就是华!夏!天!汉！

如果不是朱元璋，中华可能更不“中华”！

如果不是朱棣，北方很可能会彻底离开“华夏”！

没忘记吧？辽、金都曾自称自己为“中国”，你看过汉之匈奴、晋之五胡十六国、唐之突厥有谁敢这样“僭越”的吗？

没有，惟契丹与金人敢，因为他们成功地全面汉化及成功统一，且保持了长久安治。

国土，抢到手了；

人民，抢到手了；

文化，学会了——当然要夺取文化制高点呀。

女真文与西夏的山寨“汉字”就是要取得汉文化制高点的征兆！

但是，不管怎么样，普通话还是汉字汉语：通过利玛窦用古英语音标注释的《洪武正韵》可以看出，明朝官话与今日的普通话至少是一个音系的，差别的只是发声技巧产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说完，别再污蔑普通话了。